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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山西在四个方面的作为，让它和国民政府的关系走向质变。
第一，是阎锡山开始排挤中央军政势力退出他的地盘。第二，是他排挤非山西系的地方军队退出山西。第三，是他变本加厉地扩张地方势力。第四个，也是最让国民政府吃惊而又疲于应付的，是他和日军和汪精卫明目张胆的勾结。
1、对中央军的排挤
第一个方面的现象在华北战事恶化后不久就显露端倪。在太原新败之余，阎锡山立即向中央军卫立煌宣布，山西军队不可以离开山西，阎锡山本人也不会离开山西。到了12月初，阎锡山进一步通知中央政府，他不接受某些军队进入山西，中央政府为了避免冒犯山西，只好把它们调走。换言之，山西省开始伸张其军事独立自主性，拒绝纳入全国的华北作战计划。
正因为山西的独行独断作风，因此到了1938年2月，当白崇禧提议命令卫立煌和李默庵两个师去侧击平汉铁路时，蒋介石不敢立即裁决而必需先嘱徐永昌去征求阎锡山同意。
最终由于阎锡山拖延不覆，乃至徒失戎机。3月份，山西东阳关战事失败，虽然阎锡山和卫立煌手中都有部队，却因为彼此互不信任而不能协同作战。到了1938年底，山西半独立的色彩益趋明显。首先是蒋介石通过徐永昌转达，邀请阎锡山离开山西去担任华北地区行营主任，但是被阎锡山软性推辞。继之卫立煌向中央报告称，阎锡山屡次明确表态山西要自立门户，反对中央军进入。
不久之后，阎锡山又拒绝陈诚主持的政治部派员进入山西工作。换言之，阎锡山明目张胆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把国民政府的军政人员摒除在他地盘之外。
第二方面的发展是阎锡山开始清理门户，因为当时除了中央军之外，在山西地区还有一股傅作义部队。
傅作义不是阎锡山嫡系，在山西受到日军挤压下，阎锡山不愿意傅作义分享省内资源，因此对傅作义进行排斥。尽管张群认为阎锡山这番作为对傅作义有失厚道，而且违反国家纪律，但是如果双方因摩擦失控而酿为内战，则对华北抗战大局将造成严重打击，因此国民政府必须尽一切努力予以化解。
大致说来，阎锡山和傅作义关系从1938年下半年开始就已经水火不容，但是一时又找不出解决方法。虽然最简单的处理方法是由傅作义率部队离开山西改驻绥远西部，但是阎锡山却只肯让他只身离开而留下部队。傅作义当然不肯，因此形成僵局，使国民政府非常为难。阎锡山最后同意准许傅作义带领一个师去绥西（第八战区），同时还向重庆提出补偿条件，要求承认他的亲信赵承绶担任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取代傅作义职位。面对阎锡山如此讨价还价，重庆中央只好委曲求全。
在任何正常国家体制内，这类军队组织和调动防区等事务，原本由上级以一纸命令指示下级执行即可。但是在抗战时期中国，它却变成是高度敏感的政治问题，在地方实力派互不相让局面下，所谓的中央政府夹在中间，却长久找不出摆平的办法。
更何况山西地区的军事和谐影响整个华北抗战至巨，无论何种安排方案都会削弱国军在华北的整体战斗力。然而地方实力派之间的尔虞我诈，一切军队移防事务均需讨价还价，中央政府的指挥系统根本排不上用场。
而事实上，傅作义部队由于多年不曾参加战斗，所以它的装备比淞沪战争后的中央军还更为完备。
毫不意外地，阎锡山也要求中央补偿军饷和武器。就武器而言，山西军队在1939年的装备很可能在全国军队中处于前列地位。比如说，它们在1939年还有一个颇具规模的炮兵部队，而当时国军在受到将近两年摧残后，在全国战场上只剩下60余门山炮。1940年阎锡山又要求中央拨发步枪二千余枝，轻机关枪六千挺。
与此同时阎锡山还自行决定扩军，意图要创建84个步兵团，6个炮兵团，和两个骑兵师。在军饷方面，按照阎锡山在1940年原本向中央的喊价是拨给81万元，但是当中央表示需要派遣军需人员到现场去稽核军费帐目时却遭到拒绝。不久阎锡山又提出要求增加游击队等军饷117万元，两者相加总共是198万元，而省政府保安队和行政经费尚须另外计算。
虽然军政部认为阎锡山贪得无厌，但是又不敢完全拒绝，只好建议重庆政府不如给山西一个固定数目由阎锡山自行支配。但是徐永昌则预测无论政府承诺任何数字，阎锡山都必将马上接受，然后再来索求更多经费，因此他主张政府千万不可做出承诺。就在此时，贾景德又奉阎锡山命令提出，山西原本军饷是210万元，但是希望再增加250万元。果不其然，几个月后，阎锡山再度致电何应钦，要求增加军饷，而且此后不断加码，成为山西省此后不定期但是必不可免地向重庆政府做出的讨价还价行为，形同勒索。
当然中央政府也得到情报，阎锡山的军饷索求远远超过他实际拥有的兵力。比如说，1942-1943年，阎锡山军队都只有6-7万人，但是却要求中央依照20万官兵规格拨发粮饷。到了1943年秋季，根据军令部参谋报告，山西军队官兵数字仍然只有87128人，而他们的武器却远远优于当时中国大部分军队。
怪不得当阎锡山要求中央发给枪支时，中央的回应是要求阎锡山交出山西兵工厂纳入国家兵工署，阎锡山当然不接受。
2、“晋钞”的背后
第三方面问题是山西维持许多地方实力派普遍采用的运作方式，只是作风更明目张胆。最明显例子是山西省自行发行钱币，一般称为“晋钞”。晋钞是北洋时代产物，但是即便是在南京政府早已通令全国使用法币之后，山西依然利用山西省银行与铁路银行名义发行钞票在省内通行，到了1940年中期，晋钞发行量已经达到一亿元。尽管徐永昌与张群委托贾景德转求山西不要继续发行晋钞，但是阎锡山置之不理。
阎锡山以晋钞向人民收购物资，是为了维持山西军队的独立性和排斥中央干预。因此当山西省希望中央去负责承担山西晋钞的价值时，徐永昌则建议中央绝对不可以落入圈套，因为这样只会供山西省领袖们中饱私囊和继续殃民。
在面临外敌当前的生死关头益牛网，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竟然要绞尽脑汁致力于使出这些权谋计策，其统一抗战程度之薄弱，可以想见。
回顾最初晋钞和法币之间的价值差额极为微小，但是等到晋钞发行到一亿元时开始大幅贬值，山西省因此不得不想尽办法予以弥补。而其中最极端的手法是操弄晋钞和法币之间的差价来贩卖鸦片烟土牟取巨利。
根据山西省官员1940年底向徐永昌密报，阎锡山下令在成都和西安开设的山西省公私银行提出200万元法币送往甘肃兰州购买烟土。依照山西如意盘算，如果以200万元法币购买烟土，则两三次交易之后即可把一亿元晋钞换回。山西官员更向徐永昌透露，两个月以来，阎锡山每个月发行200万元晋钞，并且声称将继续发行。其所持的理由是：以前增加的尚且不够。据山西省官员推想，阎锡山的实际理由是看到四川、云南、广西军阀跋扈、共产党作乱，而中央无力阻止，因此山西如果独行独断，中央也将无可奈何。
尽管国民政府早已明令全国禁止鸦片烟种植和贩卖，但是鸦片依然随地可见。可是像山西省这种一方重镇的地方实力派，居然公然运用官方力量进行大规模鸦片跨省运输和销售的实例则并不多见。更值得注意的是，山西省这项活动早已被中央政府详尽探知，却无能亦不敢依法制止，更遑论惩罚主谋者，其最主要原因就是恐惧造成抗日阵营内部政治军事的不稳。
3、阎锡山与汪精卫的接触
而政治军事的不稳，正是山西制造的第四方面问题。早在1938年中期，当何应钦首度接到情报称阎锡山在向日方进行活动时，蒋介石与徐永昌尚且坚信阎锡山绝对不致与敌妥协。在此后两年中，山西省内经过牺盟会和新军重大变故，对阎锡山的政治取向造成彻底改变。然而迟至1939年8月间，蒋介石仍然向政府高官宣称抗战的军事重点在山西，并且嘉许山西苦战了两年而敌人没奈我何。因此只要山西守得住，其他战场的局部进退无关紧要。
但是情况不久就起了变化。大概从1939年底“十二月事变”开始，山西内部爆发严重分裂，阎锡山精心培植的“牺盟会”政治组织、新军、和中共合作的关系失去控制，造成内部大分裂。这次重大内部事故对于阎锡山最重要的影响是彻底改变了他的政治立场，“反共”成为比“抗日”更重要的目标。他认为来自中共的威胁远比日军侵略更为直接和急切，因此开始极力鼓动重庆政府积极剿共。而当这个主张遭到重庆政府拒绝之后，就决定开拓自己的出路，主动探求与日本或汪精卫的合作，冀图成为共同反共的伙伴。
换言之，在1937-1939年间，山西虽然事实上早已经脱离中央政府的有效控制范围，但是它作为华北抗日国防门户的功能依然有其价值。阎锡山在1940年的政治转向则立即威胁到抗日大局，让重庆政府惊恐不已。山西战略位置不仅是华北通往西南抗战根据地的门户，而且山西军队本身也是一股极重要的战斗力，所以重庆政府必须竭力阻止它倒向敌人阵营。
1940年夏秋之际，当重庆政府再度接到有关阎锡山与汪精卫接触的情报时，它不敢再以等闲视之，因为情报来自山西省内部官员密报，声称阎锡山认定抗战胜利无望而预先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准备。但是由于迹象仍然不明朗，所以重庆政府只好采取密切观察的对策。
等到1941年上半年，蒋介石收到更多和更具体有关阎锡山通敌情报，才让他真正认识到大事不妙。比如说，蒋介石在4月间得知，阎锡山命令部属准备和伪军及日军妥协居然白纸黑字形成文件，使他气愤地在日记里斥责阎锡山“反颜事仇，叛国抗命，而且认贼作父，卖国自保。”
在整个1941年间，重庆政府领袖们不断获得有关山西动向情报，其内容包括三方面：
一部分来自重庆政府本身情报线索，一部分来自山西省官员密报，更有一部分是阎锡山本人和他的代表们直言无韪提供的信息，或是向重庆政府开出的政治谈判价码。
综合起来，重庆政府对事态的了解是：阎锡山内心已经和重庆分道扬镳，认为中央将来一定不能兼容，而且抗战前途无望，同时坚信中共与苏联必将联手并吞中国。蒋介石为了挽救双方关系，特别派遣军令部长徐永昌，以巡视西北地区的名义去密会阎锡山恳谈，同时实地观察山西情况。
徐永昌回到重庆后向蒋介石报告称：
（1）山西下级军人的确受到命令和日本接触达到边境和平共存，其动机是万一抗战不顺利时，山西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2）阎锡山恐共心理到极点，极力主张中央剿共；（3）山西对中央高度不信任，担忧中央企图削弱其政权。
与此同时，中央军与阎锡山军队的关系也日趋恶化。山西官员抱怨中央军（卫立煌、刘戡、范汉杰、曾万钟等）部队侵入他们的地盘，擅自委任专员和县长，擅设税卡，干涉行政。阎锡山部队对中央军心存反感，而山西许多官员的家属和工厂也开始从四川撤离，以免将来双方关系破裂时遭受扣押。到了1941年10月底，蒋介石更收到阎锡山通敌的实况报告。
而正在此时，胡宗南以急电向蒋介石报告，日军进攻东龙门山而他的军队想通过一个据点去增援时却被阎锡山拦阻，因此请求中央尽快进行疏通。
同时，阎锡山驻重庆代理人贾景德也刚从山西回到重庆，带回来的讯息是：
（1）阎锡山及晋军拒绝离开山西省；（2） 阎锡山极力主张剿共，对于中央的制止表示非常不满，并且成为他与敌伪直接联系的正当理由。
从1941年下半年开始，重庆政府万分急迫地运用各种管道向阎锡山沟通，希望他打消和日本接触的念头。恰在这个时节，中央再度接到胡宗南报告称, 当他的部队要支援前线时，再次被山西部队阻止不许通过。蒋介石只好叮嘱胡宗南不得孟浪行事。而蒋鼎文和胡宗南又从陕西前线俘获日军文件得知，日军与山西军队早已达成默契，不但避免作战，还约定彼此军队识别记号以免发生意外冲突。
换言之，重庆政府的作战计划已经屡屡被山西省否决而严重妨碍了整个华北战局。事实上，重庆政府的第二战区（阎锡山）竟然成为第一战区（蒋鼎文）的心腹之患，真是充满讽刺。
有趣的是，蒋介石在这个时节命令贾景德赶紧回山西去劝止阎锡山切莫降敌，并且传话向阎锡山提出承诺，只要他不降敌，重庆政府愿意扩大他对邻近一两个省的控制权作为补偿。蒋介石还托贾景德转告，如果山西被日军侵入，则中央愿意把陕西或者甘肃让出由阎锡山统治，但是请他千万不要投靠日本。
在这个软硬兼施对策中，蒋介石也委托贾景德（13日）向阎锡山提出警告称：
（1）如果阎锡山胆敢对外谎称他的降敌是接受蒋介石授意或默许（意指汪精卫炮制的双簧论故技），则蒋介石誓言必定昭告天下，揭穿阎锡山谎言；（2） 如果阎锡山果真通敌剿共，则蒋介石必定明令讨伐阎锡山；（3） 如果阎锡山借日军剿共，则他就是吴三桂不如，一定是民族的千古罪人。
正在这个关键时刻蒋介石又接到张群密报称，四川刘文辉与阎锡山，龙云秘密来往。他们甚至向张群试探，预备在政变时推举张群作为新政府领袖。这种南北地方实力派跨省的串联谋反，当然可以立即撼动中央和迫使抗战停止，不禁使蒋介石惊惧不已。
面对重庆政府这般紧锣密鼓地施压，阎锡山的回应模棱两可，只是强调他自己比蒋介石更了解共产党阴谋，因此无论他表面上如何亲近日本，但是内心不会叛离党国。
他甚至表示“无委员长指示，绝不行动。”（指投降日本的实际行动）。蒋介石则回信希望他要坚持表里如一。
这种扑朔迷离的局面继续维持了一长段时间。一方面贾景德奉命向蒋介石汇报称，阎锡山决定从此以后追随委员长，抗战到底。但是另一方面，胡宗南又密电重庆指出山西赵承绶和日本达成秘密协定，并且在阎锡山总部接待敌伪人员谈判。
到了这个时节，重庆和山西的关系已经完全脱离行政体系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而是进入几乎是独立平行政权之间的权衡折冲和讨价还价的（国际外交）关系。
4、在日本与重庆之间的投机
珍珠港事件（1941年12月8日）爆发完全出乎阎锡山意料，让他警觉到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强弱之势巨变来临，务必不要站错边。
但是他只是见风转舵，而不是痛改前非。因此，山西“投日”的风险虽然暂时降低，但是“独立自主”的政治立场依然不变，还同时维持和日本暧昧关系。比如说，贾景德私下向徐永昌透露，山西文武官员绝大多数依然认为中国应该和日本言和，因为抗战是绝路，而且日美妥协迟早必定来临。阎锡山也声称绝不放弃晋政，也绝不受中央支配。再比如说，当日本抓到山西间谍时就会立即放人，宣称晋日是一家人，表示日本愿意与山西和平共处，而山西也默认此种安排，仍然维持各种形式的暗里往来。
相反地，珍珠港事件的效果则是促使日本加重它对山西的压力，更为急切地要求山西把态度更明朗化。当阎锡山借机向日本人提出要求时，想不到日本人居然全部答应。这个经验让阎锡山据以传授部属一句名言，在变化多端的局面里，“生存就是真理”。但是当阎锡山继续保持暧昧时，日本则对山西前线增加兵力和送发传单，逼使阎锡山表态。而阎锡山为了方便粮食内运，也曾经派部下到前线向日本人疏通。
不久之后，蒋介石又得知阎锡山居然命令部属准备和伪军及日军签订书面协定。这个危机感让蒋介石赶忙向阎锡山提议亲赴西安和阎锡山面商，而阎锡山却托词公务缠身，只能指派代表见蒋介石，蒋介石只好作罢。
1942年5月份山西官员和日军果然进行了一系列接触，相关情报最后都传到重庆政府。其中最戏剧化的事件是阎锡山本人出席和日军代表会谈，却被日军单方面加以公布，使阎锡山无可遁形。
阎锡山在事迹败露后只好向重庆政府提出解释称，日军清水师原来已经决定抽走，但是突然又和共产党协定夹击晋军，所以他（阎锡山）只好和伪山西省长苏象干约定在安平村面商，岂知临时日军第一军司令官岩松义雄和北中国方面军参谋长安达二十三不但突然出现在现场，而且被日方照相留证。阎锡山只能向重庆政府保证当时双方并没有达成任何协定。
但是重庆政府对阎锡山的坦白并不领情，因为它知道阎锡山一旦得知照相真相无法隐瞒时就只好请贾景德如实转告蒋介石。而蒋介石又从贾景德处侧面得知，阎锡山其实是与日本官员见面后，取得日本同意一个师离开山西南部。所以蒋介石的反应是，“彼（阎锡山）且得意忘形，呜呼，廉耻扫地矣。”
尽管重庆政府得知此次事件，却仍然无能为力，因为阎日之间的接触继续维持。比如说在8月间，军令部又接到密报称，晋军骑兵第一军委员杨怀丰到汾阳和日军山野中佐谈判。
同时接到情报称，刘文辉和邓锡候正在积极拉拢阎锡山。1942年10月初，蒋介石终于有机会听到阎锡山降敌阴谋的实际情况，因为此时重庆政府逮捕到名为“李广和”的人员，是阎锡山潜伏在重庆的情报人员，在拷问后把许多阎锡山和日本人勾结的细节和盘托出。
尽管阎锡山始终没有公开投入汪日阵营，但是直到抗战胜利为止，他都继续维持和敌国的关系，是一个重庆政府完全不能掌控的地方实力派。而这些关系也并不是偷偷摸摸地，反而是肆无忌惮地让重庆政府得知。
比如说，贾景德在1943年就告知重庆政府，山西已经派人去南京和汪精卫政权接触。1944年，蒋介石又得到情报，阎锡山与日本人接触。但是蒋介石鄙视阎锡山是个懦夫，可能不敢真正付诸实行。由于“抗日”还是“降日”事关重大，因此山西问题从1940年底开始到抗战胜利为止，都是重庆政府的心腹大患，无时无刻不在扯动重庆最高领袖们的心弦。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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